翻阅卷宗时，赵女士的瑜伽课退费纠纷案再次浮现在眼前。这起案件不仅涉及法律条款的适用，更关乎一位孕期女性的切身权益，让我深刻体会到，法官的职责不仅是裁决是非，更要在法、理、情之间寻找平衡点。

那天的调解室里，气氛一度紧张。赵女士语气焦虑：“孙法官，医生明确嘱咐我要避免剧烈运动。因身体原因无法再继续瑜伽课程，并非我不想继续上，而且签订合同时，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用，合情合理。”

健身馆负责人李先生则坚持己见：“签订的合同中载明‘解除合同需扣除未上课余额30%的策划服务费’，况且我们已经支付了教练课时费及团队提成。这是双方自愿签署的，我们只是按约办事。”李先生一边说，一边递上了双方所签合同。

细看他们签订的服务合同，那些关于扣费的条款密密麻麻，且没有任何加粗或标注。我知道，这场调解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搭建沟通桥梁，促进当事人有效沟通，努力寻求共识和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我翻开《民法典》相关条款：“李先生，健身馆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，应当以显著方式（如加粗、下划线、特殊颜色等）提示消费者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，否则消费者有权主张相关条款不能成为合同的内容。而‘扣除未上课余额30%策划服务费’等条款属于典型的不合理加重了消费者责任的格式条款，应为无效。”

随后，我进一步解释道：“更重要的是，赵女士因孕期身体状况变化无法继续履约，属于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。这种情况下，若仍继续适用原合同条款，可能导致明显不公。”

李先生若有所思：“那我们前期的运营成本该如何保障？”

“您提出的成本问题确实值得考虑，”我回应道，“但成本的核算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和实际损失原则。建议我们可以按照实际提供服务比例，结合课程的平均成本进行核算，而不是简单套用可能显失公平的合同条款。”

经过多轮沟通，李先生最终表示理解：“经过您的解释，我们认识到合同条款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。我们愿意重新核算退款金额。”

最终，双方达成调解协议。李先生承诺修改合同中的不合理条款，赵女士也获得了公正的退款。

这起案件也让我感悟颇深。法官的调解，是要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，引导当事人认清各自权利义务，找到最大公约数。当我们用专业的法律分析化解分歧，用真诚的沟通消除隔阂，司法就不再是冷冰冰的条文，而成为化解社会矛盾、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。

每一起案件的调解成功，都是对法官工作的最好肯定。我们将继续坚守司法为民的初心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