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8月，我脱下律师袍，走进樊城法院的大门。

站在国徽下，我发了很久的呆。执业六年的经验给了我底气，但身份的转换让我既熟悉又陌生——从那个在法庭上为当事人力争到底的律师，变成了坐在审判席一侧的法官助理。

这个转身，我用了五年。

刚到综合审判庭，我被分配处理劳务合同案件，真正坐下来梳理证据、撰写文书时，我才明白：律师和法官助理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。

律师想的是“如何证明”，法官助理想的是“如何判断”，坐在审判台旁，我的任务是“查明”。

从劳务合同到劳动争议，再到行政诉讼、审判监督案件，我在一摞摞案卷里重新学习。每一份文书，承办人都会逐字修改——从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，从逻辑结构到标点符号，处处是红笔的痕迹。

那一年，我学会了：法槌落下去之前，先把自己归零。

2022年，我开始承担更多写作任务。

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是那年的重头戏——梳理过去三年行政案件的情况，总结经验，分析问题，提出建议。翻阅卷宗时，我发现很多共性问题。

写报告的过程让我意识到：审判工作不只是“办完一个案子”，还要有跳出个案看整体的能力。

也是那一年，我开始写宣传稿件，把枯燥的法条变成老百姓看得懂的故事。起初觉得是“额外任务”，后来发现，把案例写成故事的过程，本身就是对案件逻辑的再梳理。

最让我意外的是，我撰写的一个案例成功入选了《中国法院年度案例》。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书上时，那种感觉无比踏实。

2023年上半年，我起草了一份审判监督案件审理报告，梳理上一年度再审案件的总体情况、特点、改判原因和共性问题。这份经验让我在后来辅助办案时，多了一份审慎。

下半年，我有幸交流到襄阳中院行政庭学习。中院的案件更复杂，行政争议背后的利益博弈更激烈。跟着法官们讨论案件，我学到了如何在复杂的法律关系中找到关键切入点，如何在裁判文书中把道理说到当事人心里去。

那一年，我更加确信：法官的专业能力，最终体现为“让人信服”的能力——不靠法槌的权威，靠的是说理的透彻。

2024年，我回到综合审判庭。庭长说：“回来了，要挑更重的担子。”

继续辅助办理行政、再审案件的同时，执行异议案件也调整到综合庭审理。这类案件涉及三方利益的平衡，程序与实体交织，对统筹能力要求很高。

除了办案，综合内勤和党务工作也压到了肩上。说实话，又忙又累。

但我学会了在多重角色中找到平衡——白天处理事务性工作，晚上静下来写文书、编案例。

现在回头看，那些看似琐碎的事务，其实是在帮我建立一种全局观：法官不能只盯着自己手头的案子，还要知道自己的案子在整个审判格局中的位置。

2025年，是我收获最大的一年。

我利用工作之余编写了十余篇典型案例，积极参与申报案例库案例。写案例需要跳出个案，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裁判规则，这反过来倒逼我在写判决书时更加注重说理的透彻和逻辑的严密。

好的案例不是“写”出来的，而是从一个又一个扎实的案件里“长”出来的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——我编写的一篇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，另一篇被湖北省高院评为优秀案例。

也是这一年，我顺利通过了员额法官遴选考试。

五年过去了，温度还在，只是多了一份厚度。

今年，我将正式成为一名员额法官。

从律师到法官助理，再到员额法官，这条路我走了五年。

五年间，我办过小额案件，也参与过疑难复杂的行政案件；写过宣传稿，也写过司法审查报告；做过内勤的琐碎工作，也编过入选最高院的典型案例。

如今即将坐上审判席，我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。每一个类型的案件都是一门需要深耕的学问，而我只是刚刚入门。

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能守住这份对法律的敬畏和对当事人的同理心，不急不躁，把每一个案子办扎实，把每一份判决书写透彻。

法槌的分量，不在于它敲下去的声音有多响，而在于它落下去的那一刻，法官的内心是笃定的。

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会带着这五年的沉淀，以新的身份，继续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