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收藏家熊新发家里，有一块收藏了一年多时间的砚台底座。近日他研究发现，这块砚台底座是民国时期印制纸币的钞板。从辛亥革命开始，襄阳曾出土大量民国时期的纸币。种类繁多的纸币，为研究民国襄阳地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历史依据，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时局的动荡。　　

　　砚台底座原是民国纸币钞板　　

　　这方砚台购自襄州东津镇的一位农民。去年，一村民在汉江边的地里劳作时，挖出了一方砚台。砚台为端砚，虽缺一角，但做工精美。熊新发随后将其买回。

　　拿回家后，熊新发发现，砚台的底座刻有浮雕。一开始，他以为浮雕只是装饰，直到上个月，他用放大镜对着砚台底座细看发现，底座上有很多反面字。“会不会是个印章呢？”熊新发将底座蘸上墨水，往白纸上一按，却发现印出的图形并不是印章的图案，而是一个看起来像纸币的图案——图案上方有“樊城”二字，字的两边分别是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；图案中间为繁体字“肆佰文”，右边为繁体字“承 通換紙幣”。另外，在图案中还有十几个不甚清晰的汉字，以及两个圆形图案。

　　熊新发说，根据自己多年的收藏经验，这个图案的原型，是辛亥革命时期在樊城印制和流通的纸币；而底座刻有浮雕的砚台，则是印制纸币的钞板。

　　熊新发说，辛亥革命初期，光复各省军政支出浩繁，财政极为困难。为了缓解这种局面，维持社会和金融的稳定，光复各地纷纷发行货币投放市面流通。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是辛亥革命时期所用的旗帜，也是判断革命期间发行的货币的重要标志。　　

　　民国时期襄阳纸币种类繁多　　

　　这块民国期间的钞板证明，早在民国时期，襄阳地区就有印制纸币的工具和场所。

　　熊新发说，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，再到国民党统治时期，30余年间，襄阳地区印制纸币的场所，先为钱庄，后是银行，这些机构所印制的纸币时有出土，且纷繁复杂。

　　在熊新发的收藏品中，有一张樊城花庄复盛昌号印制的“铜圆一串文”纸币。襄州区档案局研究员王力明介绍，“花庄复盛昌号”是钱庄的名称，“一串文”则是纸币的币值。从这张纸币背面的文字“一经新（棉）花上市即将此条收回”可以看出，纸币为棉花的兑换券，具有钱庄纸币特有的流通局限性。

　　熊新发的另一件民国纸币藏品印制于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，这张纸币看上去带有鲜明的现代纸币特色：有印制单位“湖北棗陽縣商會”，有币值“貳角”。王力明称，“湖北棗陽縣商會”是1930年枣阳的银行，由于是银行发行，这张纸币在当时也具有全部的购买力。

　　据王力明研究，早在明朝，政府就曾在襄阳设立印制纸币的“官银局”，那时印制纸币的权利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；清末，樊城作为南北商路的中心，商贾云集，很多商人为了方便做生意，开始自办钱庄，发行钱票和其他票券。仅当时山陕会馆的商人们，就办了“陕西钱庄”等数个钱庄。

　　到了民国时期，各地军阀等势力为掌控金融大权，纷纷扶持钱庄，使其成为银行、商会，再发行纸币，使得民国时期的纸币类型繁多。

　　王力明说，那时仅襄阳地区流通纸币的发行机构就有“聚兴诚银行”“广东省银行”等近10个，不仅说明当时襄阳地区的经济活跃，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时局的动荡。　　

　　从纸币看历史上的通货膨胀　

　　“纸币并不是货币，只是行使货币功能的货币符号。”王力明说。世界最早的纸币为中国北宋时期的“交子”。从北宋至民国，便携的纸币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也曾数次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。

　　在熊新发的藏品中，有一件元末的纸币“至正元宝钞”。纸币出土于樊城解放桥附近的一件老民房，印于元末至元年间（1287年），见证了元朝的覆灭。

　　王力明说，元末百姓穷苦，而元政府却大肆印制纸币来回收金银等硬通货，导致纸币的购买力骤降，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元末的农民起义。

　　相似的情形在民国上演。“这个枣阳县商会发行的贰角纸币，可能在1930年能买一床被子，但在1931年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。”王力明说，当时襄阳地区的各个地主、军阀势力，为了掌控金融，不顾经济规律大量印制纸币，“普通民众到最后只能用车拖着一捆钱去买菜”，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很多民众揭竿而起，参加革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