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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的襄阳纸币
作者:   发布时间: 2012-12-13 15:49:00

在收藏家熊新发家里,有一块收藏了一年多时间的砚台底座。近日他研究发现,这块砚台底座是民国时期印制纸币的钞板。从辛亥革命开始,襄阳曾出土大量民国时期的纸币。种类繁多的纸币,为研究民国襄阳地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历史依据,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时局的动荡。  

  砚台底座原是民国纸币钞板  

  这方砚台购自襄州东津镇的一位农民。去年,一村民在汉江边的地里劳作时,挖出了一方砚台。砚台为端砚,虽缺一角,但做工精美。熊新发随后将其买回。

  拿回家后,熊新发发现,砚台的底座刻有浮雕。一开始,他以为浮雕只是装饰,直到上个月,他用放大镜对着砚台底座细看发现,底座上有很多反面字。“会不会是个印章呢?”熊新发将底座蘸上墨水,往白纸上一按,却发现印出的图形并不是印章的图案,而是一个看起来像纸币的图案——图案上方有“樊城”二字,字的两边分别是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;图案中间为繁体字“肆佰文”,右边为繁体字“承 通換紙幣”。另外,在图案中还有十几个不甚清晰的汉字,以及两个圆形图案。

  熊新发说,根据自己多年的收藏经验,这个图案的原型,是辛亥革命时期在樊城印制和流通的纸币;而底座刻有浮雕的砚台,则是印制纸币的钞板。

  熊新发说,辛亥革命初期,光复各省军政支出浩繁,财政极为困难。为了缓解这种局面,维持社会和金融的稳定,光复各地纷纷发行货币投放市面流通。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是辛亥革命时期所用的旗帜,也是判断革命期间发行的货币的重要标志。  

  民国时期襄阳纸币种类繁多  

  这块民国期间的钞板证明,早在民国时期,襄阳地区就有印制纸币的工具和场所。

  熊新发说,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,再到国民党统治时期,30余年间,襄阳地区印制纸币的场所,先为钱庄,后是银行,这些机构所印制的纸币时有出土,且纷繁复杂。

  在熊新发的收藏品中,有一张樊城花庄复盛昌号印制的“铜圆一串文”纸币。襄州区档案局研究员王力明介绍,“花庄复盛昌号”是钱庄的名称,“一串文”则是纸币的币值。从这张纸币背面的文字“一经新(棉)花上市即将此条收回”可以看出,纸币为棉花的兑换券,具有钱庄纸币特有的流通局限性。

  熊新发的另一件民国纸币藏品印制于民国十九年(1930年),这张纸币看上去带有鲜明的现代纸币特色:有印制单位“湖北棗陽縣商會”,有币值“貳角”。王力明称,“湖北棗陽縣商會”是1930年枣阳的银行,由于是银行发行,这张纸币在当时也具有全部的购买力。

  据王力明研究,早在明朝,政府就曾在襄阳设立印制纸币的“官银局”,那时印制纸币的权利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;清末,樊城作为南北商路的中心,商贾云集,很多商人为了方便做生意,开始自办钱庄,发行钱票和其他票券。仅当时山陕会馆的商人们,就办了“陕西钱庄”等数个钱庄。

  到了民国时期,各地军阀等势力为掌控金融大权,纷纷扶持钱庄,使其成为银行、商会,再发行纸币,使得民国时期的纸币类型繁多。

  王力明说,那时仅襄阳地区流通纸币的发行机构就有“聚兴诚银行”“广东省银行”等近10个,不仅说明当时襄阳地区的经济活跃,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时局的动荡。  

  从纸币看历史上的通货膨胀 

  “纸币并不是货币,只是行使货币功能的货币符号。”王力明说。世界最早的纸币为中国北宋时期的“交子”。从北宋至民国,便携的纸币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,也曾数次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。

  在熊新发的藏品中,有一件元末的纸币“至正元宝钞”。纸币出土于樊城解放桥附近的一件老民房,印于元末至元年间(1287年),见证了元朝的覆灭。

  王力明说,元末百姓穷苦,而元政府却大肆印制纸币来回收金银等硬通货,导致纸币的购买力骤降,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元末的农民起义。

  相似的情形在民国上演。“这个枣阳县商会发行的贰角纸币,可能在1930年能买一床被子,但在1931年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。”王力明说,当时襄阳地区的各个地主、军阀势力,为了掌控金融,不顾经济规律大量印制纸币,“普通民众到最后只能用车拖着一捆钱去买菜”,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很多民众揭竿而起,参加革命。

 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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