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若是个文科生就好了，我时常心里这样念着，偶一想起，那遥去的高中生活又涌入脑中。

那是在平淡、残酷又煎熬的日子里冽放出的小小繁花。

在数理化更能打点生计的年代，我义无反顾地选了理科，但偏偏对文字又那般牵肠挂肚。那时候在寝室里同朋友有一场小小的比赛，比的是背小小的册子，一本粗装本的唐诗宋词，他若背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我就背《长恨歌》，那时倒也未有多少好胜心，只是两个方正的脑袋都朦胧体抚到了诗词的驰畅之美。那是多少对辞藻最为痴迷的时日，印象最深一次，语文测试中出了阅读题，题材是《苏东坡传》，里面一句“先生沐雨而立，一站就是千年”，他念叨了许久，我心里也计较了好一阵子……

后来，学业慢慢繁忙了起来，再未有这般疏浅的日子了。

毕业，择校，再毕业，择业。一切都急匆匆地奔赴，再也没有撞上这般文绉绉的结缘了。零碎的印象里，对文字辜负的时间总是很多，直到我读到了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。

至今仍不记得从哪里看到这本书，只记得那时候自己对近现代的文章颇有些失望，以为天下文赋造诣的高峰在唐宋，那之后文章似乎抛去了精神，再少见那种自如放荡、迸溅流泻的烂漫，诸多文辞愈发抱婉，工于篆绣，如巨人渐衰，偻下魂骨。但翻开这本书，每一页的委婉与纠葛都使我心惊，使我越发鄙薄自己。

印象最深的一篇是《道士塔》，以道士王圆箓为引，言辞痛切地还原了一段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冷落、罹毁和被盗取的文化史。

王圆箓是一名大字不识的贫苦道士，因缘巧合间做了藏经洞的守门人，在外国人斯坦因的哄骗、蒋孝琬的巧妙“襄助”下，像菜市场青菜换鸡蛋般，整个洞中经书文物被巧取豪夺，整整五大车二十九个箱子，离开尘封的洞窟，离开无数心血与匠意埋藏的地方，驶向异国他乡，仅仅为碎银几两。

令我惊讶的是，书中文字始终压抑住了情绪，极少见咬牙切齿的痛斥，若以唐宋的文笔，王圆箓、斯坦因、蒋孝琬、随意糟践敦煌古物的文官们，哪个不是罄竹难书，哪个不足以食肉寝皮？但余秋雨先生却没有这般歇斯底里，想尽一切在脑内为王圆箓开脱，用谨慎的文字细数他的不是。他只是一个皈依道家的贫苦农民，思想太愚昧，衣衫太单薄，何以得知敦煌莫高窟的文学高度，何以看得住这个巍巍文化的洞口，何以堵得住一个古老民族的淌血的文化伤口。对斯坦因，他笔墨铺陈也颇多，去认同他对敦煌文化的痴迷和尊崇，去鄙夷他在为艺术钻营的心思上还勾连着傲慢与偏见。至于蒋孝琬、知县和敦煌的文官一流，这些最纯粹的恶人，是不足用词语去描摹的，是最不值一提的。

我适才明白了近代文字如此不汹涌、愈发冷静平和的原因了，那只是文化从滔滔的江海偏折进了一个幽幽的小巷，如斩袖般丢弃了恃才放旷的达与广，转而揉进了娓娓的情丝。那是对一切情与事的来龙去脉如切片般地关切，以人性的笔触擘画出一个个鲜活的身躯，丝丝入扣地还原出人情冷暖，以致于他们的文章又总是充满了关切、追问和打算，如呦呦鹿鸣，牵挂着来人来世。

余秋雨先生的一生，亦是颠沛的一生，他的青年时代几乎是浸在苦水中艰难度过的，然而在1991年7月，他又辞行一切荣誉与职务，从西北高原开始，系统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遗址，以足实的脚步体切山与水的声音，与无数文人骚客、尚书将军、游子孤魂隔空相望，浓墨重彩写成了这本《文化苦旅》。在晚年他又对中华文化的未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一直写写画画，拓印他对中华文化的定与谋，关怀着中国文化的困境和出路。

那么，中华文化出路在哪里呢？或者更细一点说，文字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？

文字作为古老民族的文化的精粹，其如今的出路确实遭受了传播之虞。在大学之前，语文确实作为一门学问，而且是一门辛苦的学问，以至于令人抓耳挠腮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急匆匆的教育推搡着我们，砸碎了浑然天成的景观，教条地分离出主、谓、动、宾。到了大学四年乃至毕业后，湍急的世俗漫灌进了口鼻，不足以安生立命的文字，像一颗滚落的绣球，永远地落在了身后，没有心事，就不再有任何风吹草动。

文字的确在逐渐老去，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割裂得厉害。其晦涩的天然品格排斥一切亵玩的目光，在字里行间解景和通理的门槛，让人越来越无法亲近。在图像、影像、甚至VR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，它像个败军之将，拖着五千年的辎重，默默走下大多数人的精神高地。

唐宋会老，文字也会，我明白未来会有更多讲好故事的载体，只是这余晖却烧的人刺痛。

来日有人再抛一篇锦赋在世间，也不知还有多少路人会瞥他一眼。